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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

——信息中心党支部

发布时间:2017-09-12    来源:    

86年前的918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中国由此进入了14年抗日战争时期。这场战争无疑以中国人民正义的胜利宣告结束,而如今,这场战争已经过去72周年,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眼前仿佛不断地浮现一幅幅慷慨激昂、同仇敌忾的救亡图存画面,一幕幕前赴后继、舍身就义的壮士悲歌,到最后,我们会从心底升起战争胜利后扬眉吐气、当家作主的民族自豪。在享受今天和平美好的日子里,我们无不怀着感恩和崇敬的心,希望能超越时空和历史的风风雨雨与那些为民族独立、国家尊严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进行对话,谈理想、信仰、气节、生死,谈他们对面的侵略者,也谈谈他们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民。

抚今追昔,在14年抗战的漫长岁月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抗击者,是最广泛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维护者、领导者,在抗战中真正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共产党至始至终都是全国人民解放的希望所在。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城市之一,武汉一度还是全国革命的中心,党从诞生伊始就在武汉留下了大量足迹,武汉三镇的很多老街、巷、里、弄都承载着党史上的“武汉辉煌”,典藏了珍贵的武汉红色文化,是一座待开发、挖掘的教育资源宝库。按照学校统一部署和要求,信息中心支部将“红色足迹寻访活动”视点放在一个与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八七会议”、中共五大全国代表大会等遗迹相比相对不太起眼的地方——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回顾在全面抗战的初期阶段,这个机构在武汉的活动轨迹,哪些共产党人在这里发生了哪些故事,探寻分析它的历史贡献,是非常值得做的事,也是中心党员近距离接受红色教育、洗礼的一次好机会。

遗址概貌

初秋的上午,我们来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这是一幢坐落在汉口长春街、不太起眼的四层砖混结构建筑,与不远处的繁华、高楼相映,显得低调而不失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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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讲解员介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被迫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及工农红军的合法地位,同意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其后,红军先后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起,先后在西安、太原、南京、武汉、广州等地设立了公开办事机构,因此当时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是经合法设立的、受官方认可、可公开组织活动的机构,代表八路军与国民政府协商合作。武汉办事处原先是设立在汉口安仁里1号,后来接收了南京办事处等人员,原先机构空间难以为继,于是搬迁至现址。1938年国民党战略放弃、武汉沦陷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相关人员撤离,因此,该机构在武汉活动的历史大约为一年的时间。原建筑已于1944年日军占领期间被美国飞机炸毁,1978年在原址上按原貌复建,叶剑英元帅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该馆复原了周恩来夫妇、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等领导人的办公室、卧室、会议室、办公用房以及机要室、会客室、副官室、警卫处、厨房、屋顶花园等数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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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支部成员在武汉“八办”门口的合影

 

史实重拾

进入到一楼即是“八办”展厅,主要内容有三部分,分别是: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37年南京失守前夕,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机关大部分西迁武汉,同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决定在长江,在武汉成立长江局,统一领导党,在南方各省的工作,同时总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与谈判,一九三八年,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来到武汉,在武汉三镇的八办、珞珈山等地留下了大量革命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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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间,他们在武汉的重点工作目标包括:力争合理解决国共两党合作的相关问题,继续推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改革和进步,如19381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分管三厅(宣传工作);广泛联系团结各党各派各界的爱国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地方实力派,不断扩大和充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争取了冯玉祥、郭沫若等人支持;大力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反法西斯国家人民和友好人士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同情与支持,如斯诺、白求恩、史沫特莱等;联络团结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接纳和组织他们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抗战;恢复发展南方各地党组织,领导长江局工作,开创出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和南方各省工作的崭新局面。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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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听取讲解员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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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活动期间,周恩来、博古、王明等人与美国主教洛根·鲁特斯在“八办”屋顶花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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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办”会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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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同志旧居

 

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心的形成与辐射。历史反复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推动者,是真正的英雄。同样,任何政党的力量都来源于他所动员的民众及其力量。抗战初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空前危机,无数中华儿女以高昂的爱国热情投入抗日洪流,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量,让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最终取得了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1937年底南京失守后,重庆成为“陪都”,但武汉成为这段时间实事上的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一方面武汉保卫战关系到全国抗战大局,举足轻重;另一方面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领导中枢,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战时指挥中心就设在武昌武汉大学珞珈山上。正如19381010日周恩来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中所指出的:“武汉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地,是大革命北伐时代的最高峰,现在又是全中华民族抗战的中心。”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指引下,各种抗日组织、抗日团体纷纷建立,数以百计的抗日救亡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抗日浪潮此起彼伏。据不完全统计,这时期武汉地区主要抗战救亡团体有40余个,如周恩来同志亲自关心过的“青年救国团”、“中国青年救亡协会”、“中国工人抗战总会筹备会”等。中共元老董必武同志在“八办”期间也积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最大限度动员最广泛的群众,同国民党的“强制”和“包办”政策作斗争,创办了《新华日报》、《群众》刊物,先后撰写了《怎样动员群众积极参战》、《怎样争取抗战的胜利》、《武汉民众的动员和组织》等文,大力宣传党的政策、主张以及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实事,在广大工人阶级、农民群众、爱国学生、进步青年和文艺团体中开展了广泛抗日救亡工作,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了抗战士气。

新四军组建东进与武汉保卫战。19371225日,在中共中央长江局(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直接领导下,新四军军部在汉口建立,1938年新四军各部队迅速完成集中整训,所以进入长江南北敌后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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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610月,是伟大的武汉保卫战阶段,这是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规模最大、歼敌最多的一次战争。如今,每年的1025日,武汉三镇的上空都会响起防空警报声,警醒上千万市民不能忘却19381025日这个全城沦陷的日子。在武汉沦陷前,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同武汉人民一起参加抗日宣传、慰劳官兵、捐物献金等活动,主要史实有:

1938115日,蒋介石召集第一、第二战区将领会议,邀请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到武汉与会,“八办”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到车站迎接了彭总。119日,彭总在汉口与记者谈及前线战况,他特别沉痛地叙述了日本侵略者在战区杀戮我同胞的兽性行为,以及八路军敌后抗日根据地反击日寇的成果。是夜,彭总宿在“八办”,并接受了“八办”转交的由武汉各界捐赠给抗日将领的慰劳费。

1938218日,日本飞机偷袭武汉,中苏飞行员英勇还击,初战告捷,击落敌机11架,武汉人民热烈庆祝这一胜利,为此,“八办”给空军英雄们写了慰问信,并派代表赴机场向参加空战的空军战士表达敬意。期后至5月间,苏联空军志愿队有100多人牺牲,其中15位苏军烈士的遗骸迁至汉口解放公园立碑安葬。

193832日,朱德、彭德怀向全国发表通电,呼吁全国、全世界人民抗议日军屠杀我民众的暴行,并捐赠防毒防疫物资帮助晋陕军民,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以武汉八办代表名义给《救国时报》社写信,动员华侨援助八路军抗日。全国各地群众、海外侨胞、国际友人纷纷响应,数以万计的团体和个人参加了这一活动,捐赠极为踊跃,共收到款10300元和大量的军用物资,由“八办”汇寄或转运到抗战后方根据地和军队。

“八办”每月向国民政府军需署、军工署、卫生署、交通部领取各类抗战所需物资。据史料记载,从19379月至193810月,国民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经费638583.5元。据不完全统计,通过武汉八办运送到延安和八路军抗日前线的物资有:步枪300支(口径67.79等)、轻机枪30挺(捷克造)、重机枪10挺、战防炮10门、迫击炮10门、步机枪子弹500箱、炮弹300箱、炮镜3架、望远镜30付、手榴弹200箱、方形TNT炸药300箱、洋镐500把、铁锹500把、测量器具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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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党员了解“武汉保卫战”中使用过的武器装备

保卫、掩护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当时,中共中央代表团(党内称中共长江中央局)驻在“八办”,主要领导是周恩来、董必武、王明、秦邦宪(博古)、叶剑英,都是党政军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虽然确立了国共合作方针、建立了统一战线,但国民党从来没放弃过限制我党发展壮大的企图,武汉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也是地处西北延安的党中央和在江浙皖一带游记抗战的新四军沟通联系的主要节点城市,因此“八办”成为长江局的秘密驻地,承担掩护、保卫长江局领导同志,为各省负责人转接党组织关系、政令上传下达的重任。在此期间,我党隐蔽战线领导人李克农同志的公开身份是“八办秘书长”(长江局秘书长),在武汉和敌对势力斗智斗勇,在获取日军通讯网络、作战情报方面有所斩获。

3. 当代启示

    19381025日凌晨,是武汉沦陷的最后一刻,随着周恩来、叶剑英带领工作人员和设备最后一批撤离武汉、辗转去往长沙,标志着武汉“八办”结束了它的光荣使命。虽然“八办”在武汉只有短短一年时间,但作为抗日烽火中的一面旗帜,它昭示着正义和希望,照亮了战争乌云笼罩的武汉和全国,在我党、我军抗战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对当代中国也有着重要启示:

坚持党指挥枪,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史实可知,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名义上接受国民政府统一指挥、领导,但和全国各地办事处、联络通讯处一样,武汉“八办”一直有党的强有力领导,中共长江局是国统区一个秘密领导中心,“八办”和长江局的工作难分彼此,即使在战火纷飞、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党始终没有缺位、也没有失位。正是党毫不动摇地坚持了对所属军队的绝对领导,人民军队才有了先进性、才有了战斗力、才有了战无不胜的光辉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才能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新的伟大征程中,要确保人民解放军始终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坚持党指挥枪这个最大制胜优势,理直气壮地抵制“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思潮,更好地为党和共和国伟大事业保驾护航。

坚持根植于人民,夯实军队的群众基础。武汉“八办”参与、组织了各类抗战游行、劳军慰问、文艺演出、募捐支援等活动,真正贯彻了群众路线。在撤离武汉时,周恩来都不忘指示“如能多救一个难民,救多救一个”,真正做到了危难中与人民同舟共济。在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时代,持久战、全民抗战、游击战等战略战术都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后来的解放战争更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人民战争,放手发动群众、真诚依靠群众、全力保护群众,才使我们战胜了日寇侵略、推翻了“三座大山”、获得独立解放。而如今我们的军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变的是她的“人民”属性。“中国人民解放军”全称中,“人民”二字说明我们的军队根基仍在人民、血脉仍在人民、力量仍在人民,必须认真贯彻好党中央的军民融合思想,进一步加强双拥工作。

坚持吸纳优秀人才,加快实现宏图伟业。为革命输送人才,也是武汉“八办”的一项重要任务。延安是当时的革命圣地,成为广大进步青年均为向往的后方,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在武汉“八办”专设了招生委员会,大批青年学子、各界各层人士通过“八办”介绍输送至延安,后来成为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或专门人才。当前,我们军队主管、主办的各类院校是培养军事人才、高级干部的主要场所,国防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一大批高素质新型人才,应发扬我党我军历来重视培养有生力量的优良传统,结合新时期新任务新要求,采用先进培养理念,广泛吸收优秀人才,深化国防教育,切实提升我军武器装备水平、作战指挥能力,真正做到习总书记要求的“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修睦邻里、协和万邦。抗日战争已过去70余年,战争直接导致日本军国主义覆亡,却也给中华民族留下了痛苦的历史记忆,造成中国国土破碎、生灵涂炭、民生凋零、社会倒退,近代以来历次战争的残酷无情和巨大灾难警示我们,好战必亡、忘战必危,正是因为我们民族遭受了如此多灾多难,我们才深知和平的宝贵,因而,不轻言战争、不恫吓于武力,不把自身曾遭遇的苦难强加于其他国家民族,应该成为今天中国的自信和自觉。“和为贵”、“天下大同”是我们的高尚信念和不懈追求,“强不执弱,富不侮贫”是我们的行为准则,只有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避免再次发生战争悲剧,才能始终成为和谐国际关系的有力捍卫者。

 

信息中心党支部